汉堡时间： 6月3日

德国一直看不懂日本的抗疫，既没有密不透风的管控，也没有穷追不舍的检测，从头至尾透着一股漫不经心，像京都庙里的禅师。日本有1.26亿人口，远远超出德国的8300万，人口密度也比德国大出很多。然而，日本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不到德国的十分之一，而且是在举国上下没有全面停摆的前提下实现的。德国可是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下旬整整停摆过五周之久，目前有七百万人靠政府补贴维持着暂不失业。没付出德国的代价，反而取得了比德国成功十倍的成绩，日本是怎么回事？或是德国犯傻了吗？

最近，各国科学家在讨论新冠病毒的K值低——即传染偏差大这个问题时，引发出群聚（Cluster）这个概念。K值越小，越说明该病毒是依赖超级传播行为形成群聚传播才得以繁衍的。（参见6月1日文《K值：病毒研究传来一个好消息》）如果还是这个病毒，碰巧在繁衍过程中没发生超级传播，也没有由此形成群聚性的传染，那么，这个病毒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传播，或悄悄地死去。带着这种特性的病毒，很有可能已经微弱地传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就像名地下工作者没被发现。直到有一天，超级传播行为出现，即一个人能传染给很多人，造成了群聚传播，当多个群聚传播形成链条后，才会出现疫情的大爆发。

凡是疫情已经趋于平缓的国家，从现在开始都应该密切关注超级传播和群聚感染事件。德国的科学家由此破题，理解了日本从一开始就使用的抗疫法，并将之列为群聚防疫的成功案例。

德国科学家研究了押谷仁（Hitoshi Oshitani）这位日本病毒学家。早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押谷仁曾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非典防治小组协调人。他很可能是把非典时期得来的经验用在了日本当前的新冠疫情中。押谷仁曾说，80%的SARS感染者并不传染其他人，而群聚感染是该病毒传播的特点，即少数感染者传染了众多人。他因此向日本政府建议，在新冠抗疫中也走走SARS抗疫的路，只要重点控制好群聚感染的现象，应该就有一定的胜算。根据日本国情，押谷仁把酒吧、卡拉OK歌厅和健身房这样的场所确认为群聚感染的高风险场所，对之严加防范，对其他地方就有些力不从心，也管不过来了。

目前，各国科学家都倾向于推算，新冠病毒80%的感染者是由20%、甚至10%的超级传播行为造成的。这听起来很像我们熟悉的那条彰显社会不公平性的20/80法则，比如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之类。我们会禁不住要问，在新冠这件事上，什么类型的人属于这20%？他们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具有这种超级的病毒传播能力？

很抱歉，这个提问本身就是错的。试想，如果这位超级传播者脑门上写着“我是超级传播者”，全球抗疫今天就可以立即宣告结束，我们只需把这些脑门有字的人隔离起来治疗，病毒传播就走向终结了。可现实的情况是，首先，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人的脑门会刻出这个字样; 其次，并不见得是个体的基因、基础病史或其他生理特征决定了他是否是一名超级传播者，对此我们还知之甚少，科学家们顶多知道，有些人说话的时候喷出来的飞沫比其他人多些而已; 第三，这个传播力很强的人其实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传染他人，各国科学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一个人最有传染性的时间是在症状出现的前一两天。这个时间截点一过，人还是此人，身上的病毒也还是一查一大堆，但却没有什么传染性了。

因此，“谁是超级传染者”并不是我们要提出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加上科学家也一时解决不了这个复杂的问题。在当前抗疫中能被迅速跟进的，是去识别“在什么环境中和什么情况下”超级感染现象容易发生。

以德国为例。直到今天，各州的肉联厂还在持续发生动辄几十人的群聚感染事件（参见5月21日文《病毒动了德国人的肉》）。在这些事件中，科学家发现了几个关联因素：除了东欧客籍工人的居住环境拥挤之外，肉联厂内流水线上工人们站得很近，不仅如此，机器轰鸣中，他们说起话来都要高声叫喊。车间内的温度相当于冰箱的冷藏温度，也是有利于病毒生长的重要因素。

好几份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报告证明，在密封的室内，群聚感染的风险远高于室外。一项日本的研究结果甚至给出了具体数值，室内感染的风险比室外高出19倍。最近，开斋节成了各国掀起新的群聚传播的一个共同原因，北马其顿本来每天都只有十来例新增，正打算解封，结果开斋节的欢聚引发了一天上百人的确诊。德国的哥廷根市也因为几个穆斯林大家族聚会引爆了群聚感染，根据追踪结果，甚至不得不关闭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欧美的教堂也是一个群聚感染的高发地带，特别是众人在教堂里一起深情高唱赞美诗，激发了飞沫和气溶胶的传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室内这个密封环境本身，待在室内的聚会者们情绪高涨也是一个重要的病毒传播原因。

此外，一个人的社会行为也是形成超级传播的指标。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热衷于社交活动的德国人，在症状出现的两天前 – 也就是他最有传染性的时间段，他坐火车出差回到了家，参加了社区合唱队的排练，第二天上午去了教堂，下午踢了足球，晚上跟朋友去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又去了夜店跳舞。第三天，他出现了症状，被诊断为新冠感染。他一个人就能促发火车乘客、合唱队、教堂礼拜人群、足球队、餐厅就餐者和泡夜店的一共六拨人。六个群聚感染就能形成一个链条，引起疫情的爆发。

时间截点是造成超级传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前不久那位韩国人，一个周末在首尔逛了多家夜店，引发了上千人的隔离，最后查出200余人的群聚感染。如果他在那个周末只是待在家里喝闷酒和追剧，过了两天才出门，就不会出现韩国新一轮的群聚感染爆发。

德国病毒学家多士顿说，掌握了病毒K值低这个特性后，我们再确诊新增病例时，要在脑子里多根弦儿，关注病人是否跟超级传播事件相关联。当一个人核酸检测呈阳性时，他传染他人的风险其实已经很低了。这时要清查的是他过往的接触史，很可能会查出一个群聚感染事件，掐灭一丛有待燎原的星火。

在内心深处，押谷仁是很想像中国和韩国那样去抗疫的，无奈日本的国情不允许他这么做。他只好铤而走险，抓住了控制群聚感染这一招。当时谁也不能确定这招对新冠也有效，结果因为抓住了事后才发现的病毒传播特性，反而变得相当成功。并非他先知先觉，只是谁会想到，传染性超强的新冠，原来也是靠超级传播导致的群聚感染才能繁衍呢。当然，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一样，还有一点比德国人要出色：从一开始就自觉戴口罩。口罩加对症抗疫，这是日本让德国的医学同行佩服的两条。

（日本没停摆，但都戴上了口罩。图片来自网络）

来自健身房的经验告诉我们，做普拉提的人至今都平安，跳燃脂尊巴舞的已经发生过好几起群聚感染了。由此得出，呼吸舒缓，心平气和，轻声细语都没事儿; 病毒盯上的，是呼吸急促、情绪激动还大呼小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