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时间：6月13日

有位德国病毒专家说，在疫苗或特效药出现前，我们要学会和病毒共舞。关于舞步，可以想象成一个红绿灯系统。疫情在基本掌控之中，社会运行开绿灯;如果某地出现了集聚性爆发，就在这个局部打红灯。北京的新发地批发市场今天上了德国的各大媒体，这个不少北京市民都没听说过的巨型批发市场，负责着北京两千多万人口90%的果蔬供应，此刻被暂时关停。德国也报道了自己的局部集聚性爆发，今天出事的地方是一个白芦笋收割场，95名工人被检测出阳性，数量上还超出了北京的6例确诊病例和45例无症状感染。

新冠病毒把每个国家都锁定成孤岛。在它出现前，我们生活在一片全球化的热火朝天中，穿梭往来，乐此不疲。我想念这番热闹，也想念北京。今天回忆起那些跟闺蜜在北京度过的周末，我忍不住给晓曼拨了个电话。

晓曼在北京当艺术策展人，把中德艺术家分别往对方国家“引渡”。身为苏州美人，她却有硬汉子的性格。有一次她在南方一个城市策展，地点定在了老厂房改建的一个艺术区。计划进行到快一半的时候，当地政府突然宣布下个月拆迁，项目资金也没如期到位。但就是这种五雷轰顶的事也无法让晓曼崩溃。跟这位闺蜜在北京过周末是件难得的事，难得我们俩的时间能对上，一旦对上了，就是难得的有趣。我们能从哲学进一步聊到高跟鞋，再从死海泥面膜杀回当代艺术。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晓曼经常拖家带口。她的老公晏思平时比她还忙，所以周末不能把他晾着，再加上他们的儿子也得有人管，我们的闺蜜聚会只能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召开。晏思有时候还想在我们密不透风的谈话中插几句嘴，我们敷衍他一下，他只好继续陪儿子玩，饭后负责买单。

（晏思 (Jens Hildebrandt)，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

晓曼接了我的电话，说晏思头天晚上跟青岛的合作伙伴谈事情，突然天旋地转，这会儿正陪他在医生那里做个小检查。四十岁出头的晏思，一米九一的大个子，有时候还踢踢足球，怎么会头晕？这几天我经常在德国的报纸上读到晏思的名字，他刚刚办成了一件大事。“给累着了，”晓曼在电话那头说。

晏思办的大事在中国媒体上也有报道，就是为德企高管重返中国打开了一条 “快捷通道”，头晕前，已经完成了两架汉莎商务包机往中国运人的任务。虽然在闺蜜会上不怎么受待见，晏思在工作上担任的责任不小，他的大名叫Jens Hildebrandt, 是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的执行董事。新冠疫情在国内爆发后，晏思正在苏州和丈母娘一家过春节，他带着晓曼和儿子提前回到北京，处理德国公司在疫情爆发后的各种事物。我在想，德国外交部一共组织了三次撤侨，他们一家人都没走，而是留下来帮助其他留下来的德企人员，否则，现在撤回去的人都吵着闹着要重返中国复工，晏思不在的话，谁帮得了他们呢？

我查看了一下中国驻德国的领馆网站，上面写着：“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自2020年3月28日0时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过了几行又有稍显松动的说明：外国人如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可向中国领事馆申办签证。外国人持公告后签发的签证入境不受影响。

鉴于中国对疫情的严格管控，“外国人如来华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他们在中国的企业必须到所在地的省级外办或商务厅开具邀请函，中国的签证处才会考虑给申请人办理特殊时期的入境签证。这个高门槛一下子就卡掉了大批目前不一定非去中国不可的人，免得为严控输入性风险添乱。可是，一个非去中国复工不可的德国人，哪怕克服行政难度拿到了特批签证，又要面临下一座火焰山：各国还没有真正通航，大量的华人和留学生还滞留海外，德企的经理人和专家想要买到一张飞中国的机票，估计也是难上加难。

德国在中国有5200多家企业，数量上排在美国、日本和韩国之后，但是，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后，在所有要求返回中国复工的国际企业中，德企的呼声是最高的。晏思的团队做过一个统计，目前有约2500名德企高管和专家及家属急切地要求返回中国。在德国外长马斯开辟了“空中桥梁”，把25万滞留海外的德国人接回家后，晏思下决心开辟一个“逆向空中桥梁”，把2500名对中德经济重启至关重要的人员再从德国运回中国。看看这两个人，一个刚忙完把人往德国运，过不久，另一个又忙着把人送回中国，无穷的折腾，都是病毒闹的。

晏思有一次说，中国政府愿意选择德国来做这个“快捷通道”的尝试，也是对各国的抗疫工作做出评估后才定下来的。言下之意，并不是中德互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这个单一因素就起了作用。晏思的压力很大，因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从商会70位工作人员里挑选了10名，组成快捷通道工作小组，超负荷地运转起来，最后冲刺的三周，朝8晚11，天天如此。他们和德国驻华大使馆一起，既要跟中国外交部联络，又要跟中国12个省和直辖市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这是重返人员要奔赴的最终目的地。大家都非常谨慎，因为谁都没在防疫的天罗地网中开过这么个叫“快捷通道”的口子。

（汉莎商务包机承接了往中国运送在华的德企高管和专家的任务，图片来自网络）

结果5月底，第一架从法兰克福直飞天津的汉莎商务包机上就出现了病毒携带者，一时成了中德媒体报道的焦点。为了保证登机人员的安全性，晏思团队把手从北京伸到了德国，他们居然成功地在法兰克福机场设立了核酸检测站，并跟法兰克福市内的实验室达成了检测协议，所有汉莎包机的乘客，都必须在登机当天的早上7点至9点这个时间窗口，在法兰克福机场完成核酸检测。9点整，所有测试盒从机场送往实验室。飞机在当晚21点起飞，大家在登机前都会收到检测结果，阴性上飞机，阳性留下。乘客们这一天玩的都是心跳。飞行时间不足十个小时，人人必须在飞机上戴口罩。飞机上的空气过滤质量堪称手术室级别，在飞机上被感染的几率微乎其微。降落天津机场后，全体乘客须再做一次核酸检测和一次抗体检测，这也是和中方商定的安全措施。有一位34岁的德国工程师，无症状，法兰克福检测呈阴性，到了天津却呈阳性，十分诡异，这种极特殊的情况恐怕只能供病毒学家研究了。本来乘客们只需在天津隔离48小时即奔赴他们在国内的各个最终目的地，结果大家都要在指定酒店隔离14天，无症状者需进医院隔离。

虽然媒体报道聚焦这个特殊事件，但这种情况本来就是在晏思和中方伙伴预料之中的，属可承受范围。紧接着6月初，第二架汉莎包机降落到了上海浦东，又有约200名德企高管等人员返回中国，这回一切正常。快捷通道项目成功了。晏思团队和中方的各家合作伙伴一起研习了这个特殊项目的运作，再复杂也不怕了。为了安排接下来的包机工作，晏思又选中了青岛机场。

聊到这里，晓曼突然说，等等，晏思从医生那里出来了。她挂断了电话。在等她重拨过来的几分钟里，我想起《明镜周刊》的一个报道，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晏思要往中国送的人里，除了企业高管，还有些机械师。如果德国技术人员不能赶到现场，有的机器就得不到检修，整个工厂就开不了工。这就是不管多难，这些人也要返回中国的原因。

电话响了，传来晏思的声音：“哈喽，别担心哈，我一点病都没有，医生说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他用中文说。我被他逗笑了，“那就快回家休息吧！”“不行啊，”他说，“还要把剩下的两千多德国人运回来。而且，我们的快捷通道不应该只是一个德国行动。只要中方同意，我们还要帮助其他欧盟国家的重要高管和专家重返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商会人手少，也不像我们现在有了经验。当然，他们必须从法兰克福登机，不过6月15日欧盟各国开放边境，他们去法兰克福没有问题。”晏思人又话痨了，而且是百分百“快捷通道”状态。

“行了行了，”我说，“你可以把电话给晓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