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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时间4月3日。
 
我有一个纯玩的童年,上小学前不用学英语和背唐诗。所以,学会杜牧的诗《清明》时,我已经到了会思考的年龄。思考把我变糊涂了:清明那天,诗人到底是伤心呢,还是开心?雨纷纷中一路上碰到的都是断魂的扫墓人,多么沉痛;但有牧童给他指路,在不远的杏花村里,他可以马上把悲伤喝掉。 
 
长大成人后,我看了不少国外电影。里面的葬礼常常是杜牧这首诗的翻版。在教堂里,有牧师祈祷和亲人致辞,在墓穴边,有一袭黑衣的告别人群和满目鲜花,随后是咖啡蛋糕葡萄酒肉丸子的餐聚及家庭闹剧继续上演。人生可能本来就是一场彻底的悲喜交加。
 
新冠病毒爆发后,死亡变得跟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贴身而过。那个在视觉媒介上被放大百万倍,涂上粉红或湛蓝颜色的病毒,实际上是比粉尘还小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粒子,它追逐我们的粘膜以求繁衍。它比其他病毒有更强的攻击性,所以它的传播速度已经让各国的病毒学家大跌眼镜。只要驻扎进我们的咽喉部位,它就站稳了脚跟。那里是病毒跟人类厮杀的第一个战场。我们赢了,它就偃旗息鼓。它赢了,就马上去人的肺部开辟第二战场,把那里变成角逐生死的地带。
 
不可思议的是,新冠病毒蔓延开来后,死亡又变得离我们既切近又遥远。说它遥远是因为它成为每天更新的抽象数字,不能临终陪伴的诀别。它是一个通知,一个消息,一个口信,一张表格,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到达你,你都不能开棺验证,也没有最后一面,你只能相信,然后悲伤。
 
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后,他们的遗体像所有因传染病离世的人的遗体一样,仍然是传染源,具有传染性。我在德国《关于对新冠病毒逝者的遗体处置指南》中读到,遗体需要被装在特定的防护袋子里,或者也可以用消毒液浸泡过的纱布包好,方可入棺。最后还有一条不能省略:必须给死者戴上一个用消毒液浸泡过的口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这些殓尸的防护步骤。尸体是不会冲活人咳嗽或打喷嚏的,但是,尸体会流出液体,感染接触到它的人。在新冠时期,“危险的尸体”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
 
我原本以为,所有因新冠病毒而逝世的人都必须火化。在一个可以自主选择土葬还是火化的国家,德国这几年的火化比例约为70%。我在想,那30%希望土葬的人,如果不幸死于新冠,他们连最后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幸好我错了。即使是新冠病毒的逝者,在德国仍可以按照生前愿望实行土葬。
 
德国每年的死亡人数在92万左右,截止到今天,在德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有1200余位,暂时还没有给殡仪馆带来超负荷的运转高压。但据媒体报道,德国五千多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现在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他们的工作至今都没有被合理纳入国家的抗疫系统里,所以,他们得不到联邦和州政府发放的防护物资,需自行解决。据说,汉堡为此关闭了两家火葬场,为了保护那里的工作人员尽量减少被感染。
 
问题出在哀悼仪式上。
 
德国自从3月中旬宣布停摆以来,社会公共活动被禁,连周日的教堂礼拜也在被禁的公共活动名单之列。很多牧师和墓园的看园人都改为居家办公。葬礼怎么举行?这些葬礼不仅包括新冠病毒的逝者,还有那些因其他原因去世的人。
 
(汉堡的一家墓园)
 
“尤其在此时,在全人类面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灾难面前,我们怎能不告别?怎能不哀悼?”在德意志联邦丧葬行业协会的通讯上我读到了这句话。
 
追悼会照常举行,但是不能在室内,而是要搬到墓园的露天场合。出席的人数由各州决定,汉堡是六人,柏林十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要保持在1.5米之外,即便致哀也不能跨越这个距离。不得握手和拥抱。逝者的丧文仍然可以登报,如果这家报纸还没有停止运作。但是,丧文中不得提及追悼会或下葬日期,避免聚众。另外,没有鲜花,因为花店跟其他商店如服装店、餐厅、理发店等等都关门了。追悼会后也不得聚会聚餐。
 
(在葬礼上保持社交距离。作者:插画家Daniela Rudolf-Lübke。)
 
新冠病毒在武汉和湖北进入肆虐的高峰期时,朋友圈里传过一张照片,上面没有一个人,而是扔了一地的手机。方方在她的日记里写过这些病毒死者的手机,她说,我们应该建立一座记录这场灾难的死难者纪念馆,这些手机放在这个馆里,就永远不会丢失了。
 
德国专家们说,疫情在德国还远远没有达到高峰期,更可怕的情况还在后面。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可怕,但人和人之间的隔离不能动摇。即便这样,在一个没有拥抱只有痛哭的葬礼上,亲人们还是可以选好代表,前来告别和哀悼。
 
虽然不能看你最后一眼,但是我们守在你身边,送你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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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竞

王竞

43篇文章 3年前更新

生于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德国教育学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2003-2013年负责领导全球最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和国际出版巨头阿歇特的在华业务,运作大量欧美与中国在文化创意产业、文学、儿童教育和出版领域的合作项目。现居汉堡,中西文化项目顾问、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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