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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时间4月3日。
我有一个纯玩的童年，上小学前不用学英语和背唐诗。所以，学会杜牧的诗《清明》时，我已经到了会思考的年龄。思考把我变糊涂了：清明那天，诗人到底是伤心呢，还是开心？雨纷纷中一路上碰到的都是断魂的扫墓人，多么沉痛;但有牧童给他指路，在不远的杏花村里，他可以马上把悲伤喝掉。
长大成人后，我看了不少国外电影。里面的葬礼常常是杜牧这首诗的翻版。在教堂里，有牧师祈祷和亲人致辞，在墓穴边，有一袭黑衣的告别人群和满目鲜花，随后是咖啡蛋糕葡萄酒肉丸子的餐聚及家庭闹剧继续上演。人生可能本来就是一场彻底的悲喜交加。
新冠病毒爆发后，死亡变得跟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贴身而过。那个在视觉媒介上被放大百万倍，涂上粉红或湛蓝颜色的病毒，实际上是比粉尘还小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粒子，它追逐我们的粘膜以求繁衍。它比其他病毒有更强的攻击性，所以它的传播速度已经让各国的病毒学家大跌眼镜。只要驻扎进我们的咽喉部位，它就站稳了脚跟。那里是病毒跟人类厮杀的第一个战场。我们赢了，它就偃旗息鼓。它赢了，就马上去人的肺部开辟第二战场，把那里变成角逐生死的地带。
不可思议的是，新冠病毒蔓延开来后，死亡又变得离我们既切近又遥远。说它遥远是因为它成为每天更新的抽象数字，不能临终陪伴的诀别。它是一个通知，一个消息，一个口信，一张表格，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到达你，你都不能开棺验证，也没有最后一面，你只能相信，然后悲伤。
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后，他们的遗体像所有因传染病离世的人的遗体一样，仍然是传染源，具有传染性。我在德国《关于对新冠病毒逝者的遗体处置指南》中读到，遗体需要被装在特定的防护袋子里，或者也可以用消毒液浸泡过的纱布包好，方可入棺。最后还有一条不能省略：必须给死者戴上一个用消毒液浸泡过的口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这些殓尸的防护步骤。尸体是不会冲活人咳嗽或打喷嚏的，但是，尸体会流出液体，感染接触到它的人。在新冠时期，“危险的尸体”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
我原本以为，所有因新冠病毒而逝世的人都必须火化。在一个可以自主选择土葬还是火化的国家，德国这几年的火化比例约为70%。我在想，那30%希望土葬的人，如果不幸死于新冠，他们连最后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幸好我错了。即使是新冠病毒的逝者，在德国仍可以按照生前愿望实行土葬。
德国每年的死亡人数在92万左右，截止到今天，在德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有1200余位，暂时还没有给殡仪馆带来超负荷的运转高压。但据媒体报道，德国五千多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现在心理压力很大，因为他们的工作至今都没有被合理纳入国家的抗疫系统里，所以，他们得不到联邦和州政府发放的防护物资，需自行解决。据说，汉堡为此关闭了两家火葬场，为了保护那里的工作人员尽量减少被感染。
问题出在哀悼仪式上。
德国自从3月中旬宣布停摆以来，社会公共活动被禁，连周日的教堂礼拜也在被禁的公共活动名单之列。很多牧师和墓园的看园人都改为居家办公。葬礼怎么举行？这些葬礼不仅包括新冠病毒的逝者，还有那些因其他原因去世的人。
（汉堡的一家墓园）
“尤其在此时，在全人类面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灾难面前，我们怎能不告别？怎能不哀悼？”在德意志联邦丧葬行业协会的通讯上我读到了这句话。
追悼会照常举行，但是不能在室内，而是要搬到墓园的露天场合。出席的人数由各州决定，汉堡是六人，柏林十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要保持在1.5米之外，即便致哀也不能跨越这个距离。不得握手和拥抱。逝者的丧文仍然可以登报，如果这家报纸还没有停止运作。但是，丧文中不得提及追悼会或下葬日期，避免聚众。另外，没有鲜花，因为花店跟其他商店如服装店、餐厅、理发店等等都关门了。追悼会后也不得聚会聚餐。
（在葬礼上保持社交距离。作者：插画家Daniela Rudolf-Lübke。）
新冠病毒在武汉和湖北进入肆虐的高峰期时，朋友圈里传过一张照片，上面没有一个人，而是扔了一地的手机。方方在她的日记里写过这些病毒死者的手机，她说，我们应该建立一座记录这场灾难的死难者纪念馆，这些手机放在这个馆里，就永远不会丢失了。
德国专家们说，疫情在德国还远远没有达到高峰期，更可怕的情况还在后面。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可怕，但人和人之间的隔离不能动摇。即便这样，在一个没有拥抱只有痛哭的葬礼上，亲人们还是可以选好代表，前来告别和哀悼。
虽然不能看你最后一眼，但是我们守在你身边，送你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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