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时间 4月8日

 

足球不让踢了，现在上阵的，是病毒学家。

 

德国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病毒学家，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不怎么好的事。

 

从好的方面看，好到很多国家的人都嫉妒我们。我们家有时会收到来自加拿大、美国、北马其顿和秘鲁等地的电话，问德国病毒专家今天又说了什么，又有什么新见解新发现。我们也享受专家们日日更新给我们的知识和信息。我尤其心爱多士顿教授(Christian Drosten)在北徳广播电视台开的一档音频节目，每天半个小时，就连从来没听说过的术语，从他不急不躁的大白话里流淌出来，都给我一种安心的感觉。

 

（多士顿教授）

 

这些平时躲在实验室、大学讲堂和国际会议厅里的学者，一夜间成了公众人物，他们陪伴总理和部长们出席新闻发布会，被全国最受欢迎的访谈节目频频邀为座上客，纸媒网媒上全是他们的照片，他们的只言片语被编辑成大标题，光他们的名字就构成卖点。这一群我们从来看不见的人忽然间涌入了国家权力中心地带，德国从学校、工厂到商店，停摆不停摆，松动不松动，默克尔全听他们的。

 

病毒学家成了明星和网红，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是我们今天所置身的现实。这个现实告诫我们，这不是做梦，我们真的被困在了一场大流行病的灾难中。病毒学家们也不容易，平日里打交道的都是不出声的病毒微生物，现在自己成天被全国人民虎视眈眈。虚荣心被满足一遍后，留下来的是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不适感。他们毕竟是科学家。

 

从不好的方面看，当病毒学家们的意见不统一时，我们就遭殃了。以我们这种半吊子病毒速成班学员的水平，怎么拿得准信谁不信谁？我们既被科学家治愈，又被他们困扰。而他们是不在乎我们受的这点儿心理煎熬的，在科学领域中同行间发生不同见解之争，是科学家们的“健身运动”，每天都要做一做的，柯库勒教授(Alexander Kekulé)- 我十分尊敬的另一位病毒学家有一次这么说。

 

（柯库勒教授）

 

在三月初，多士顿和柯库勒在是否关停学校幼儿园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多士顿认为还没到关的时候，柯库勒则认为，德国应该在三月初就给全国的学校和幼儿园放两周的病毒假。那天坐在柯库勒身边的是北威州的卫生部长，他的州相当于湖北，因为经过一场发生在北威州小镇海茵斯伯格(Heinsberg)的狂欢节，新冠病毒开始在小镇和北威州传播。卫生部长看了一眼柯库勒，把头摇成一只拨浪鼓，我这里才一百多病例，我不会让整个州停下运转的，停下一天意味着多少经济损失，您作为病毒学家是想象不出来的！柯库勒没有被他激怒，反而笑了，说，“咱们这会儿正上演一出典型的医生病人日常剧，医生给病人开了药方，但是服不服药是病人自己的决定。”他又指出，部长觉得他们州的病例不多，但是要知道，今天统计到的数据，是十天前的感染人数，这个数今天变得多大，咱们还都不知道。“您看到的是过去，我作为病毒学家谈的是将来。”

 

有点傲慢，但专业支撑在那儿。六十岁出头的柯库勒是德国政府抗疫的严肃批评者，他很早就指出德国没有做好准备，很早就督促政府采取更严格的隔离措施。但是，当3月23日德国进入停摆后，他又高声呼吁，再严厉也要中庸有度。今天有人抱怨在慕尼黑实施的管控超严，比如在公园里，一个人占一把座椅读一本书都被禁止。而柯库勒说，一定要允许民众出门散步、骑车、跑步，这样对免疫力和心理健康有好处，只要保证不超过两人同行和保持社交距离。

 

不到五十岁的多士顿是德国新冠病毒研究领域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他领导着世界著名的柏林夏利特医学院病毒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在一月中旬就研发出高精度的检测方法，在德国、欧洲和伊朗等国做的新冠病毒检测都是使用他们的检测方法。可以说，他对新冠病毒的清醒认识（无法消灭之）和他倡导的抗疫方针 - 以拉平爆发曲线为宗旨、大量进行病毒检测、尽快植入抗体检测 - 直接影响着默克尔政府至今的决策。

 

4月1日这天，我按时铺平瑜伽垫子，进入每天的固定节目，一边听多士顿的新冠病毒更新音频，一边做体操，拉平我的腹部曲线。但是，女主持人说，多士顿病了，今天这期节目他做不了了。哈哈，我趴在瑜伽垫子上笑了，别用这个愚人节的恶作剧蒙我。女主持人又说，这不是愚人节笑话，多士顿教授真的感冒了，但他没有得新冠感染，他们研究所的人必须经常接受检测的。紧接着，女主持人好像知道我有多失望，安慰说，今天的节目会讲一个这档音频节目背后的故事。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的听众在收听这档德文节目，广播电视台收到上万封的邮件，已有三十几个语种的译者来询问翻译版权事宜，还有没问翻译版权就每期都做了完整翻译的，这包括中文。

 

当时屋子里就我一个人，但我还是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我们的同胞有时真是生猛。多士顿教授每天在讲他的研究新发现，这些研究多数还没有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但是他先与听众分享。他也对他广泛阅读到的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做出点评，甚至毫无保留地公开他与其他科研团队正在进展的项目，包括抗体测试和药物研发等等。他还批评全球抗疫中各国忙于各国的疫情，科学家联手合作显得不够，他向联邦政府进言，要求建立更多的数据共享和科研平台。。。他和北徳广播电视台一定欢迎咱们这边的专业翻译，但人家希望被征得同意，并且知道是否是专业的人在准确翻译这些专业的资料。怎么就不能写封邮件去正规地问一声呢？

 

有华人媒体把多士顿赞为抗疫的德国“战神”，但德国就是要灭神。当多士顿在社会上有如日中天的苗头时，德国社会各界就发出警告，要求听到更多专家的声音。你就是再英明伟大，也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声音，尤其是政府，更不能只听一位专家的意见，尽管他最优秀。于是柯库勒和其他专家也站到了多士顿的阵营里来。

 

这其中有一位年轻的病毒学家，名叫施雷克(Hendrik Streeck)，他1977年生人，是波恩大学病毒研究所的所长。有媒体“不怀好意”地问起他对多士顿的看法，年轻的病毒学家首先表达了对世界顶级专家的敬意，然后话锋一转，“他擅长实验室里的病毒研究。在他不擅长的领域，我有我的擅长。”

 

（施雷克教授）

 

施雷克擅长的是田野调查追踪。他带领一个60多人的团队，在距离波恩一小时车程的海茵斯伯格镇做了一个新冠病毒传播实地勘察。小镇是新冠病毒的重灾区，堪称德国的武汉。施雷克和团队选了一个叫Gangelt的区，从12529居民中挑选约1000人，一家一户地访问调查，谁怎么感染的，又传染了谁。他们入户测量马桶、洗手池、门把手的病毒量，甚至检查了宠物猫有无携带病毒，还有无数细节跟踪。通过这种细致调查他们重建了一张小镇传染地图，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这样周密的实地勘察报告在新冠病毒时代可谓第一份，将为默克尔十天后决定管控政策的松紧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

 

三代病毒专家齐上阵，取长补短，各显灵通，德国是不是有点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