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

 

2004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去台北参加书展，第一次看到，在密密麻麻的书展人流中，有那么几个戴口罩的怪人。“他们是想标新立异吗？”我问身边的台北出版商。“哪里！”他笑了，说，“他们感冒了，不想传染给别人。”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也没细想过为什么。

 

2020年春节前，我站在北京夜色初升的大街上，感觉异样。因为几个小时内朋友圈里只刷屏一个消息：钟南山确认，民间流传多日的武汉肺炎会人传人——那时候，大家对于“新冠病毒”这个词还很陌生。人人都在抢口罩。我进了一家药店，里面的人见我就说：是来买口罩的吧？我们这儿没有N95,只有普通防雾霾的。从来没买过口罩的我楞在那里，问：“您的意思是，防雾霾的防不了病毒？那还买吗？”药店的售货员是位中年男人，北京口音比我还重，“戴总比不戴强。”

 

我付给他36元人民币，他给了我一包三个口罩。

 

两个半月后，经过极其复杂的论证，又是科学、医学层面的，又是政治、民主、伦理及社会学层面的，再加上制造业及物流层面的，德国卫健委——科赫研究所于今天下午15：23时宣布：戴总比不戴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唉，新冠病毒出现后，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历史性时刻），因为在口罩问题上，德国这边和终于和北京药店售货员取得了共识。

 

在德国，怎么戴个口罩就那么难呢？

 

（图片取自德国时代周刊）

 

为什么在国内，无需动员更无需讲解，传染病来了，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马上戴口罩？德国人怎么连这个常识都不懂？

 

我只好说，因为戴口罩对德国人而言不是常识。再补充一点：还因为没有口罩了。

 

先从没有说起：德国真的没有口罩了。如果你去超市，看见摆手纸的货架是空的，你可以肯定，过两天手纸会有的。你还可以肯定，每人家里都储藏了丰富的手纸。但是，如果你去药店、网店发现口罩缺货，而且你在大街上也看不到戴口罩的人，你可以肯定，大家家里也没有口罩——身经百战的华人除外。

 

连医院的防护物资都极度匮乏，汉堡医院1500只口罩被窃成了一条醒目的新闻。联邦军队本来早就受命为抗疫征集和分配物资，但在欧洲和美国的疫情告急后，军队系统的人怎么搞得定险象环生的全球市场呢？待一大批防护用品在非洲肯尼亚机场转场时神秘失踪后，全社会对德国卫生系统官员的警告声和批评声变得更加密集。幸好有像大众、汉莎、巴斯夫这样跟中国合作多年、在中国有铁关系的德国大牌企业出手相救，联邦卫生部长上周才得以奔走相告：我们有了！两千万只口罩抵达了德国，已经分流到各州各市各县的医院。但是媒体的批评还是追着他不放：你管公民索要手机数据的速度怎么比买口罩快好几倍啊？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说：我们买到两千万口罩了！）

 

为什么戴口罩在德国不是一个常识？我做了如下猜想：

 

平日里，在医院以外的公共场合，带口罩的人主要集中在几个特殊工种，比如垃圾工（一般环卫工人也不戴）和消防员。一般公民跟口罩不沾边儿。二战后到今天，德国既没有经历过大的疫情，空气也比较清洁。口罩是随着非典和埃博拉这样的疫病从电视屏幕进入他们视野的，是灾难的符号，是屏幕上的灾难符号。

 

近年来，中国和亚洲一些地区流行雾霾口罩，这在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来，口罩渐渐和亚洲人建立了一种特殊关联，好像亚洲人戴口罩不仅是为了健康，而且甚至变成亚洲文化习俗的一部分似的。

 

无论是口罩给人关于灾难的联想，还是口罩被有意无意打上亚洲文化的属性，反正，口罩这个小东西就跟松花蛋一样，一直被坚定地排斥在欧洲生活场景之外。想象一下让松花蛋和德国的咖喱肠一起上桌的难度吧！这应该约等于让德国人戴口罩的难度。

 

其实就连在国内，戴口罩这件事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回想一月份，我买了口罩的第二天。我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长白山跟我爸过年。二号航站楼充满了春运的饱和感，人山人海中，像我这样戴了口罩等待办理登机的旅客有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旅客和百分之百的机场工作人员，都没有戴口罩。旅客的戴与不戴是个人选择，工作人员的整齐划一却看得出来是安排。并不是他们有另一个朋友圈，那个圈里没有人传人这条消息。我相信，那天机场领导还认为戴口罩影响不好，别给老百姓出了事儿的感觉。几天后我重回首都机场，里里外外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张没戴口罩的脸了。

 

戴口罩是个认识的问题。就像我多年前在台北得到了口罩启蒙，今天的德国人也认识到，口罩跟亚洲和亚洲人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跟保护健康相关。就在刚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突破了一百万，德国确诊人数逼近八万五千。让人格外难过的是死亡数字：德国今天一天因新冠去世的就有159人，相当于从病毒发生到3月24日一个月内的死亡人数总和。

 

认识更新完了，两千万口罩也在医院系统里发放完毕。我们又回到零。接下来，在德国我们怎么去戴一个不存在的口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