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离汉堡500多公里。因为都是欧盟国，边境的检查几乎可有可无，从德国入丹麦的检查似乎还稍微严一些。但是，在3月13号这天晚上，丹麦首相宣布，鉴于新冠病毒的凶猛态势，丹麦决定关闭其边境，所有人不得进出。我们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这条新闻。我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被扎漏气的轮胎，松软到底，但幸福。我女儿的嘴一直张着合不上，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更不敢相信她周围的世界在集体退潮： 就在新闻播报的两个小时前，她刚从就读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回到了汉堡的家。

3月9日，哥本哈根商学院在网站上通告两名学生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所有和他们有接触的人都被跟踪、确认并实现了隔离。大学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一切正常进行。没想到，这次病毒真的离我们近到可感了，就发生在孩子的大学。我马上打电话过去问，这两位感染了的学生是哪个系哪个班的，在哪个楼上过课。我女儿很不耐烦：“你问这些干嘛？这都是个人隐私。”“小祖宗，都这会儿了还隐私什么！ 我是怕你去他们上过课的教室，不小心被感染了。”“妈你太可笑了！你忘了新冠是飞沫感染？即使到了物体表面，一会儿就干巴了，就是想传染给我们，病毒量也不够啊！再说，我们学校到处都是洗手消毒液。”那时，她的理性还让她很傲骄，而我的婆婆妈妈的确一点就破。

接下来的事态，就不是一天一个样儿了，而是几小时一个样儿。

“对了，告诉你们一声，丹麦在过去的九个小时内新增150例。”3月10日女儿随手发来一条信息。过了两个小时，她的信息：“我的舞蹈课取消了。”半个小时后：“大课全取消了。”到了3月11日：“丹麦关闭幼儿园和学校。”那天的德国还坚决不关幼儿园和中小学，因为德国的理性响当当地说，如果孩子们在家，大人上班就受影响了。到了11号晚上，丹麦宣布全国停摆。一个小时后，女儿转来大学封闭校区的通知，任何人不得入内。我们终于说服了她回家，她还磨蹭了一天才回来。

他们年轻，他们不愿意向事态低头，他们坚信他们个性张扬的生活必须进行到底。其实，就在3月11日，德国的疫情已经比丹麦严重，但是德国的社会生活一切如常，而丹麦停摆。女儿回到了如常的汉堡两天后，德国也不得不大部分停了下来。事到今天，全世界都被病毒感染了，这些年轻人才真的相信，他们昨天的自由已经不再，而且没有人知道，昨天的那份自由，是否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数取回。

（警察在公园巡查，劝年轻人不要在公园里聚集）

（易感人群的聊天距离）

今天是3月28日，一个暖洋洋的周六，汉堡阳光明丽。我们一家三口决定出去散步。三个人在公共场合同行，这是触犯目前的德国法规的。一周前，默克尔在被居家隔离前，匆忙宣布了这条全国通行的法规; 就在今天，她还补了一刀。她从家里宣布，把这条新规延长到4月20日。只有家庭不受这条法规的限制，一家人可以一起出门。

锁好了家门后，我一摸兜，没带身份证。女儿和她爸都跟我急了。我们家一个德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德混血人，从身高到长相呈风马牛不相及之态，碰上警察是说不清的。等我补上了自己那张身份证，一家人终于安心地出发了。人行道很窄，远远看到二十米外迎面走来两人，我低声嘱咐自己的家属：咱们还是过到左边那条道儿上吧，免得跟他们擦肩。我的话音未落，对面那两人已经过街闪到了另一侧的人行道上，把我们走的道完全留给了我们。女儿笑了起来，告诉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大公司的logo都在为拉开社交距离做贡献：麦当劳把它的大M给劈开了，奥迪把它交叉的四个圈拉散了，大众把它的两个字母V和W也给分离了。女儿的爸则神情严肃地说，真没想到，今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然一半的德国人响应德国联邦卫生部部长的号召，同意交出自己的手机数据，让国家跟查行踪，以便抗疫。几天前德国人的普遍心态，还是数据隐私高于生命。

看来病毒比政治家和哲学家更会教育国民。女儿拿出手机，边走边翻了翻新闻，然后轻松地说：德国跟踪不了公民的手机数据。有科技公司刚刚证明，咱们这儿的网太烂了。

3月28日 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