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竞德国记疫|最坏的情况下谁死谁活？-王竞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汉堡时间 4月4日

呼吸机不够用了！那么多急症病人都在等。给谁上，不给谁上？上不了呼吸机的人马上就会在医护人员眼前断气、死亡。

重症病房里的呼吸机都被占用着。忽然送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女病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时候，我们应该把呼吸机从80岁的老人身上取下来，去抢救这位年轻的母亲吗？

当医疗物资少于需要抢救的病人时，谁掌握决定病人生死的大权？

在灾难面前，什么是人道主义？

有一些日子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在新冠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的贝加莫，一位72岁的神父把自己的呼吸机让给了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自己死在新冠病毒手里。死前他说，他的一生过得心满意足，再加上他无儿无女，没有牵挂，所以，他决定结束此生，把生的机会让给他人。

这位老人无疑是一位英雄。等灾难过后，贝加莫应该在他服务过的教堂里为他立一块碑，永远纪念他。世界上读到这条消息的人都被感动了，感动的原因在于悲剧里的崇高性。英雄必以悲剧而终，否则不成为英雄; 同时，英雄的悲剧性结局成就了他人的幸存或幸福，因而崇高。

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当英雄，我们更不能要求老年人因为他们在世的时间有限，就必须把呼吸机让给青壮年。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对老年人明确提出了这项要求。否则，人类社会向野蛮的倒退就是分秒钟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读到了这样那样的报道，在抢救新冠患者的前线，意大利已经第一个这样操作了，西班牙和法国随后。他们拿出了在战争医学和灾难医学中不得不使用的临时条例，按照以下两个标准分配因挤兑而极度匮乏的医疗资源：1，优先抢救存活希望大的病人;2，优先抢救自然生存时间长的病人。这意味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对老年人的抢救。

新冠病毒的首攻对象之一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病情进入危重阶段后，老年人又成为首先被放弃的治疗对象。如果现实必须如此残酷，在我们庆幸自己不属于病毒袭击的高危人群时，让我们短暂地走进一次老年人的内心世界。我猜想，大部分老年人心怀一种不自觉的自卑，他们已经衰老虚弱，怎么好意思跟拥有未来的人去争生存权呢？他们只能捂着自己的害怕和恐慌，不给人看。还有另一种人也很慌张。在电视的零星报道中，我多次听到德国医生说，我们非常非常担心，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假如有一天在德国上演，我们当医生的真的不知该怎么办，太难了！

而昨天晚上播放的一条电视新闻，让我几乎快乐起来，尽管“快乐”这个词在目前的疫情灾难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14位重量级的专家在柏林连开了十天的紧急会议后，终于制定了极端情况下的德国标准。这份决议的名字叫《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医疗资源在急重症情况下的分配决定》，长达11页，于4月2日向全体医学界传达，一天后向全社会郑重宣布。这14位决定的制定者，有来自德意志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成员，重症救护一线的医生，还有著名护理专家及法律专家。

他们制定了一个不同于意大利等国的分流标准。如果有一天在德国出现医疗资源挤兑，无法抢救所有需要抢救的病人，德国医生将遵循“救治成功前景”这个原则。谁最有获救的希望，就抢救谁，只有这样，才能抢救出最多的人，把死亡人数控制到最低。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年龄、国籍、社会地位是什么，你都有同等的机会进入一个透明的病情评分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有各项评分指标：你当前所患的新冠病毒的感染严重程度，你是否有基础病，你的基础病对你获得救治的影响或障碍如何，你此刻的身体状态及虚弱程度，等等。

病人是否能进入重症病房，是否能上呼吸机，首先取决于病人本人是否愿意接受重症治疗。在取得本人的同意前提下，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综合评分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在这里，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理论“无知之幕”起到了对公平正义的支撑，也就是说，在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候，每个病人的社会属性全部被“无知之幕”隐去，剩下的只是有关他病情的客观数据。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位30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将被“无知之幕”隐去，仅供医生做出判断的，是她的病情在评分系统中的排列位置。“无知之幕”对名人大亨、难民和超市收银员也一视同仁。

如果有其他的重症病人，比如中风或肺气肿的患者也在等用呼吸机，他们会在评分系统中成为新冠病毒患者的竞争者。并不因为新冠病毒当前，其他病人的生命就退居其次，这也是《决定》中明确下来的一点。

还有极其重要的一项操作原则——多人决定原则：无论是对病人各项指标的评分，还是最终的资源分配决定，都要由至少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共同决定。患者的生死大权绝不能放在一个医生的手里，这不仅是对患者生命的保护，也是对医护人员的保护。让谁生，让谁死，这样可怕的决定，如果做得不妥，轻则让医务人员承受自我良心的谴责，重则使他们长期病于心理创伤。《决定》建议每一个医院自行决定工作小组的组成。在德国南方城市弗莱堡的大学附属医院里，他们已经制定了由重症专家、急诊医生和重症护理的三重组合。

“德国的抗疫准备在欧盟国家中是做得最好的，但是，我们现在却为最坏的情况制定了行动方针。而且，咱们二人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个极其可怕的事情，您不担心这样做会在民众中引起恐慌吗？”德国电视一台的主持人很直率地问马尔克曼教授(Georg Marckmann)，他是德意志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成员，该《决定》的制定者之一。“正相反，”马尔克曼回答说，“只有在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前，大家都知道了医院会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抢救病人，医生和民众心里才踏实。”

我们踏实了。我们祈祷这11页纸永远派不上用场。然而，正因为有了这些透明的行动原则，我们才知道在极端情况出现时，每个人会被怎样对待。我们会被当做一个具体的个人进入评分体系，然后被分配，或被拒绝。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因为自己属于某一个群体，比如某一个年龄层，而被剥夺那个求生的机会。这是一个离公正最近的可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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